曾国藩与左宗棠都是清末一代名臣，且同属湘军派系，一段时间，二人交情甚笃、视同己出。两人品格亦在晚清仕林中备受仰重，但其个性却差异迥然。

曾国藩作为“湘乡派”的创始人，以知人善任、善于网罗人才著称于世，一时天下有“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谣；左宗棠更有“抬棺材上战场、壮士断颅”的气概，平定新疆的历史功绩让其彪炳史册。左宗棠年轻时屡试进士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曾国藩赏其才能将他聘为幕僚，让其手握重兵且对其信任有加，左宗棠也摸透了曾国藩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

然而两人在表面友善的背后，并非毫无矛盾。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说话之直接简直让人受不了，说好处是果敢，说坏处是易激动。性格敏感又有点毒。他的很多进谏都是“对事不对人”的，但言词辛辣，常令人不快。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话后来传到曾国藩耳朵里，大骂左忘恩负义，二人嫌隙由此而生。

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差异上。真正关系破裂还在天京城被攻克，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的笔墨官司。“天京之役”太平军全军覆没，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上写到：“金陵克复，悍贼被一网打尽，伪幼主（洪秀全幼子洪天贵福）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言下之意，凸现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然而左宗棠却基于正义感，另外奏上一折：“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左宗棠认为曾国藩欺君罔上，曾国藩说自己平生以诚信为本，左宗棠只不过是为邀功请赏，虚张声势罢了。于是你来我往，交替奏折，口诛笔伐、言辞激烈。至此，二人关系也就彻底断裂，绝交是自然的事。左宗棠到死都认为二人之所以绝交，曾国藩的过错占七八成，自己只占二三成，老了还一直喋喋不休，逢人便骂曾国藩。

这就是左宗棠的本色，一贯语无遮掩，而曾国藩又太看重自己的名声，这是两人关系破裂的根源。从曾国藩的角度来说，左宗棠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理应感恩戴德才是，谁想到左宗棠丝毫不念“知遇”之恩，薄情寡义，屡陷自己于不义。直到曾国藩去世，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个关系由衷而做的评价。此后他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寓于心机的意思”。他还说跟曾国藩之间的“争斗”不是心术不正的争权竞势，而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由此看出，左宗棠的人格是完满的，品性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他的个性。曾国藩的品格，或许不如左宗棠来得刚正，但他的个性问题少一点。同时从左宗棠的挽联中可以衬托曾国藩在为人处世情操上的深厚功力。所以，曾国藩可以有一大帮门徒仕客绕其左右，势力贯穿朝野上下。而左宗棠却始终形单影只，完全凭藉自己奋斗的一个人，由于树敌太多，难以取信，使他很难再上新的高度。

 泱泱中华几千年的君主政体，又有多少个曾国藩与左宗棠式的人物，他们同朝为官却不能互相欣赏对方的品性，因性格差异而相互倾轧，即使品性优越者也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最终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

 历史翻到今天，政治体制和人文环境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无论是在官场、职场、还是商场，完满的品性加良好的个性已是获取成功的关键。全社会上下都在倡导“以人为本”，何谓“以人为本”？我的理解就是既尊重他们的品性又尊崇他们的个性，使品性与个性达到协调有机的统一。

 回到我们中南用人方针上来，“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德才兼备”已成普遍共识。我们用的人既不缺“德”，也不缺“才”，品格兼优者更是大有人在，可在现实的工作管理中，确总能听到“这个人难以相处”，“那个人自制清高”等之类的埋怨声，情绪化工作，不善沟通，甚至发展成互相倾轧，相互攻击，严重“内讧”的人际危机，给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造成极大困扰。此种境况，又何谈什么“团队精神”、“职业操守”呢？其实，细细想来，到不是我们用的人在“品性”方面有啥问题，而是他们在“个性”方面对彼此没有包容，一旦性格不合，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为知己者出”等等占据了他们的心理防线，最终落败于无谓的人际交恶中，令人叹息！这足以让我们深深思考：无论是我们的战略管理者还是我们一线的人力资源管理者，怎样在常态的人才招聘、人事管理、人才培养机制上再深化一些，在抓好员工“品性”建设的同时，如何平抑因“个性”差异带来的人际危机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